一本《中国上古史》居然颠覆西方创世说、时空观、教会神权，掀起启蒙运动，迫使其历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但这事儿的的确确、就真的发生了。

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名叫卫匡国的人说起。

就是这位被誉为欧洲早期汉学家、历史学家、“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的大兄弟起好心、办坏事，写了本书《中国上古史》，传回欧洲后，意外颠覆了西方的创世说、时空观，还动摇了教会神权根基，掀起了启蒙运动，逼得教会只得根据中国历史编年表来伪造和篡改西方历史。

听名字你大概以为他是中国人，然而，并不是。

好吧，早期的这张画像有点瘆人，还是看看后期的吧。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是个意大利特伦托人，耶稣会会士。17世纪，明末清初，他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国，起名卫匡国（卫，保卫；匡，匡扶济国），号"济泰"（取帮助、协助之意）。"济泰"之号，与利玛窦之号"西泰"遥相呼应。

卫匡国一生中往返中欧三次，第一次是1640-1642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到澳门，第二次是1651-1653年从安海到挪威卑尔根，第三次是1657-1659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到杭州。

1643年，29岁的卫匡国从澳门抵达杭州。1650年春，至北京。当年受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委派，赴罗马教廷陈述耶稣会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见解，并将当时明清战争的记录带往欧洲。卫匡国同我派辩论多时，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罗马教廷事后颁布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讲行。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障碍得以排除，天主教也逐渐中国化。

1657年4月，卫匡国动身返回中国，同行还有南怀仁等16名耶稣会传教士。

1659年，在入京觐见顺治后，返回杭州传教，经浙江巡抚余国器等多方协助，在杭州重新建了一所新教堂（现中山北路天主堂），1661年竣工，其宏伟壮丽为当时中国西式教堂之首。

1661年6月，卫匡国因霍乱感染在杭州病逝，安葬在老东岳大方井天主教墓地，享年47岁。

现在的墓地看起来还不错，那是因为经过了修缮，1910年其实已经相当破败了，如图：

卫匡国一生著述颇丰，有介绍中国上古史的《中国历史十卷》（Sinicæ Historiæ Decas Prima , Munich 1658） 、介绍中文语法的《中国文法》（汉语语法， Grammatica Linguae Sinensis ） 、介绍明清交际时所见所闻的《论鞑靼之战》（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 Antwerp 1654） 、《中国新地图集》（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 1655）、以及《中国耶稣会教士纪略》《逑友篇》 等等。

《中国历史十卷》又称《中国上古史》，1658年首版于慕尼黑，4开本，共362页。次年，又以拉丁文在阿姆斯特丹再版。书的全名为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从人类诞生到基督降世的远方亚洲，或中华大帝国周邻记事。这部书是断代史，上自远古，下至公元前一年（西汉哀帝元寿二年），从神话中的伏羲一口气算到了西汉哀帝元寿二年，这一算不得了，直接得出了一个“伏羲出生于公元前2952年”的结论。

喏，就是这本，有没有一点久远的气息？

出于科学与宗教两方面的动机，卫匡国想把传统的中国历史引入欧洲史学体系，引入到西方耶经的编年史中，不曾想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惊人结果。

欧洲人惊异地发现，伏羲即位的年代，居然比《旧约耶经》所记述的挪亚洪水发生时间早了600年！竟然有书籍和文献证明，在《耶经》叙事之外、甚至之前还存在一个古老民族和高等文明！

没错，三皇五帝的久远历史在西方掀起了一场最重大、最深远的革命。

原本，所有欧洲人都笃信《耶经》从创世纪到大洪水所描写的人类故事，是真实的、唯一的和无所不包的。如此一来，神话就被戳破了，教会神权岌岌可危。

欧洲思想界展开了对于《耶经》记载的可靠性和中国纪年的长期争论，使欧洲奉为经典的《耶经》创世说摇摇欲坠，并直接为启蒙思想家进行历史批判提供了依据。

而且，《中国上古史》是最早向欧洲介绍《易经》及其卦图的书，其第一卷“SINICE HISTORIE LIBER PRIMUS”（第11-31页）中关于《易经》的描述，书中详细介绍了太极八卦演化过程。这种高深的学问简直令人头大如麻。

这么神秘，这么深奥，这是天顶星来的吗？

卫匡国之前，西方也有所谓的历史书，但丝毫没有说服力，完全不具备权威性，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时间混乱，没有时间概念，还常常自相矛盾。

例如，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 1432—1502）虚构的古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等都是长达几万、几十万年，同时《耶经》却说整个世界“创世纪”发生在六千年前。

就算是这创世纪的六千年，也是瞎扯出来的。

把神话和历史混杂在一起、再铁口断言，这是17世纪欧洲传教士们一贯的作风。17世纪英国大主教厄谢尔当时搞了一份年历，认定上帝造人这事儿是公元前4004年发生的。牛津大学有个副校长莱特富特更牛，说是经过他的细心考证，上帝造人的确切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点整。

好，就算这六千年是“真”的，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既然六千年前才诞生人类，请问巴比伦的几十万年怎么来的？

因此，也难怪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基德（Colin Kidd）会说：

中国历史……严重威胁着《耶经》的可信性。……（原先）大主教乌雪（James Ussher, 1581—1656）计算出“创世”与洪水分别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和公元前2349年。然而，按照耶稣会士的介绍，特别是卫匡国著《中国上古史》所写的，中国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中华帝国的开端是在公元前2952年。

令人“气愤”的是，卫匡国竟然也是耶稣会士，是自己人！这怎么搞？很难判他为异端啊。

其结果是，欧洲人只能按照“中国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历史，包括两个方面：

重塑现在，通过启蒙运动来完成；

重塑过去，通过编写历史来完成。

实际上，卫匡国所提供的中国历史及年表，在颠覆欧洲神权及其时空观、掀起启蒙运动时，导致了“三重创世纪”：

• “文明”——完成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型（世俗化与文明化）；

• “历史”——按照中国模式设计出“耶经编年”，再由它来展开“普世历史”； 

• “耶经”——本身也被改版和更改时间，以便与“中国标准”相符合。

福修斯（Isaac Vossius, 1618—1689）接受了汉学新知，从而用希腊文《圣经》代替（更权威的）摩西—希伯来版本，这就把“圣经编年”提早了1,400年；由此，创世和洪水的时间，分别变成了公元前5400年和公元前3000年（左右）。

在1600—1880年间，西方的“世界历史”，无论是文本所写的，还是考古所证的，一直是按照“中国时间”、并且以伏羲开头，进行编年和叙事的。

加拿大历史学家伍尔夫（Daniel Woolf）指出：

利玛窦介绍了明朝的标准历史，……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法国人，因获得和使用中国历史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按照中国模式把安尼乌斯伪史“扶正”）等人，不仅用于协调耶经时间，而且还拿来校正那些古代王国的新编年史。

卫匡国于1658年发表的《中国上古史》，使学者们能够用中国远古帝王伏羲来定位欧洲编年，那是公元前3000年代的早期；别的可做定位的中国帝王，分别对应于亚当、诺亚和其他的洪水前的人物；……尧被定位于诺亚洪水。

在《中国上古史》进入欧洲半个世纪前，因为利玛窦向西方介绍了明朝的标准历史，西方已经出现了一个按照“中国模式”编写历史的法国人，即斯卡利杰，其时间是在1600年左右。斯卡利杰去了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荷兰”，那里正盛行“中国风、中国热”，是最时髦、最先进的中国文化中心。

斯卡利杰偶然间获得有关中国的“三件法宝”，因而耗费毕生心血，编著了两部书《年代学宝典》（1583）和《时间校正篇》（1606），试图解决编造历史中存在的时间问题，但正如前所述，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说实话，斯卡利杰毕竟没有来过中国，所有对中国的印象都是道听途说，所以理解也不够深刻。他所获得的三件法宝分别是：

1、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从伏羲、黄帝、尧、舜、禹下来，一直到明朝中期；

2、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六十年一个轮回；

3、西班牙人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门多萨也没有来过中国，他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是资料拼凑）

以此为基础，斯卡利杰参照中华文明的时间序列，创立了西方历史的编年体系，其总纲为“耶经编年”，由它衍生出日后如雷贯耳的西方古典文明，即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巴比伦。

当年，编造历史时，关于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只创造性地编出了巴比伦的故事，至于什么赫梯文明、亚述文明和苏美尔文明，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没办法，即便是天才的大脑，也不太够用呢。

实际上，所谓的苏美尔文明是在20世纪初横空出世，编造成为“第一文明”的。

斯卡利杰被成为“编年史之父”，他的成果被称为“斯卡利杰编年史”。然而在17世纪上半期，它是荒诞不经、备受批评、无人接受的。直到卫匡国著述的《中国上古史》问世，“斯卡利杰编年史”才受到重视，——学者们按照卫匡国的书和其他中国资料对“斯卡利杰编年史”进行修正，使之日益精确化，终于使它成为一份“标准历史”。

但即便如此，这种“历史”在那个年代仍旧饱受批评。

16世纪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教授安西拉（D. Arcilla）声称：

所有的古代历史都是中世纪编造的。

法国图书馆馆长让·哈尔端（Jean Hardouin, 1646—1729年）则揭露：

包括希腊—罗马在内的西方“古文献”，绝大部分都是被中古后期的欧洲神职学者伪造的。他否定所有西方“古籍”的真实性，包括《圣经》和希腊—罗马“古典”；他还宣布，全部的近代以前的官方文件、教会记录和古代钱币等都是后来被伪造的。

1890年，英国的宗教学者和历史学家爱德华·约翰逊第一个谈到，伪造历史是西方的一个大型工程（a large-scale project to fabricate history）。

荷兰耶稣会士帕佩布罗施（Daniel Papebroch）坚称：（西方）没有一份历史文献是真实的。

就连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牛顿也撰写了一本专著《古代王国编年修正》指出，“斯卡利杰编年史”不真实、不正确，所谓的“古希腊、古埃及”都是被虚构或夸大的。

没办法，漏洞太大，短期内根本无法弥补，科学家也看不下去。

伏尔泰则毫不讳言：所有的泛西方的古代王国或历史都是“复制中国”。他称，中华民族是举世仅见的终古长存的文明民族；亦即，中国历史与文明是唯一性的。

卫匡国《中国上古史》问世百年后，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Sun Kiun-yung, 1689—1759）把巨量的中国天文历法典籍搬运和介绍到欧洲，为欧洲普遍采用中国编年改写历史打下了基础。

宋君荣《书经》全译本 Le Chou-King

1853年《英国季刊》（作者：Henry Allon）得意洋洋写道：

（我们）极为满意地看到，中国历史的事实和传统怎样被用于对最近新发现的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的历史与文物，进行时间协调（synchronize with）。经过在这方面的长期精心研究，所有的古老帝国的历史基础现在都已被奠定，并与耶经历史达成几乎完美的和谐；虽然尚有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但编年史的困难已经荡然无存了。

1884年，虽然仍有不少西方学者坚称中国历史最悠久，但此时另立山头的西方学者开始处心积虑打造“西边古老文明”，已没有人再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标准和中国尺度”了，一切都是为了在时间、空间上全面反超华夏这一真正的和唯一的古老文明。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 –2005）感叹道：

“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他们（西方中心论学者）虚构历史……，发明一种以欧洲为主轴的虚假的古今‘普世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世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它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伪造物。”

启蒙西方，棺材板压不住：科学与艺术、民主与哲学居然全部来源于中国，就连经济学也是。谁的脸在疼？

17世纪耶稣会会士卫匡国写了本《中国上古史》颠覆了欧洲的创世说、时空观和历史，乃至神权根基后，欧洲人知道了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个历史更为悠久、更为古老的文明。

由此，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开始了。

长期处于黑暗中的欧洲看见了一线曙光，并以法国、荷兰等地为中心，刮起了长达百年的中国风。中国风席卷了整个欧洲。

西方哲学产生的前提，是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而这正是启蒙运动最直接的结果。挣脱神权的思想束缚，方有人本位和人权。

“人的思想”分为主体和客体两方面。

主体，人权从何而来？欧洲人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中国的思想，即“天赋人权”，人权来源于“天”，而不是“欧洲的神”，这便是华夏的自然观、儒家天道观。

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神创造万物”，而是“人代天工”（见《尚书·尧典》），即人可以代替“天”、像它那样去创造、去发展。

西方哲学主要来源于德国哲学，而德国哲学的开创者莱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尔夫都是基于儒家经典来建立德国哲学的，此前已专门写过几篇文章来说明这个脉络，有兴趣的可以翻看此前笔者所发有关莱布尼茨的公众号文章，此处不再赘述。

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里达确认：莱布尼茨是使用“汉字表意”作为建立欧洲哲学的基石。而根据孟晓路教授的研究，全部哲学都是近代事物，是从六经流出的欧产之子学。

那么，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呢？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以黑格尔为代表），却是有着三个明确的、有据可考的中国来源：

• 其一，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到黑格尔；

• 其二，公鸡会思想家斯威登堡从瑞典东印度公司获得中国典籍与智慧，让成千上万的西方学者（包括康德、黑格尔在内）尽情分享；

• 其三，黑格尔去巴黎向汉学家雷慕莎学习《道德经》，黑格尔做了一本中国哲学笔记。黑格尔曾指控一个朋友所发表的文章，剽窃抄袭自己这本中国哲学笔记，但可笑的是，他所谓的哲学著作，不但体系、概念，就连名词，都是全部套用《道德经》，比如“有”和“无”的概念。而他却反过来说，老子是巫术、中国没有思辨哲学。

其实，哪怕是唯物主义哲学，它的鼻祖也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古希腊先贤，而是北宋时期提出“横渠四句”（冯友兰语）的张载。笔者在《昆羽继圣》四部曲里也写过他，跟涪陵榨菜还有点“缘分”。

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国哲学思想传入西方后，启蒙欧洲，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源泉，而后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广学会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首次”（再次）将之引入中国，典型的出口转内销。

迄今为止，中国的科技典籍中的技术发明传入欧洲，有据可考的已达100多项，涉及军事、农业、天文、航海、地理、生活等方方面面，鲜为人知的是牛顿诸定律在墨子的书中就有相关记载。

中国文献里的这些科技知识，是法兰西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建立的唯一基础。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当时与牛顿齐名）曾呼吁各方打开来自中国的知识王国。1767年，英国皇家学会为了感谢罗伯特·胡克拿出法国传教士宋君荣（Gaubil，Antoine，1689-1759）遗留的宝贵中国资料来分享，特别授予他荣誉会员。

中国文献和典籍中不仅有科技，还有各种生产工艺，可以制造各种产品。

欧洲工艺就是从仿制（山寨）中国产品起步，开始掌握生产流程和工艺美术的。在此过程中，西方逐步学会了文艺、园艺、茶艺和工艺等内容。

而世人熟知的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期发生），正是从上述条件下发生的。不但如此，甚至连瓦特的蒸汽机都是从中国文献中抄过去、再加以改进的。

人类最早的、有系统的经济学著作是《管子》，这是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作为过去几千年来的世界经济中心，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服从于和谐、有序之“道”，因而是：

自然秩序（自然哲学） + 社会主义 + 自由经济

（详见孟晓路《周礼》、李学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

司马迁偏重于自由经济，他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涵盖了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绝大部分范畴，如价值规律和自由放任等。

关于亚当斯密的学说是否来自司马迁，国外虽长期争论，但一致认同的是，亚当斯密继承和发扬了重农学派，而重农学派则是铁定撷取自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还被称为“欧洲孔夫子”。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1687

18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风”推动了浪漫主义运动，制造了一系列“经典名著”，包括《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剧作、哥特文学、中古诗篇和但丁《神曲》。有些故事在以前有些简单传说，但无法表达成优美的文字（因为此时欧洲多国的书面文字体系还未形成），而且粗俗粗糙，丝毫没有什么文学性和艺术性。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下，这些故事被彻底重写，经多方协助，注入中国文化与文字的元素，渐成名著。德国的歌德利用翻译的汉语文献，专门建立了一个“世界文学资料宝库”，用于借鉴故事、获取灵感，编写西方文学与希腊文学。

综上所述，现在大行其道的“赛先生（科学）”是从17世纪的欧洲汉学和中国科技发展起来的。没有那时的汉学，就不会有什么西方重新命名和细化分类的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园艺学、艺术、哲学等等。

启蒙运动进入高潮，最后就是孟子的思想“民贵君轻、诛伐无道，杀暴君”。

1789年，当启蒙运动走向极端时，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路易十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此前进行了重农学派的经济改革，其本人更是为民请命、匍匐救丧，与贵族阶级展开斗争，减轻“第三等级”负担。然而，他过于激进，矛盾始终不可调和，加之在北美陷入与英国的火热争夺（南北战争），法国国力日渐空虚，他被犹大主导的资本财阀和贵族阶级抛弃，波旁王朝被推翻了。而他本人也上了断头台。

民主，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百年后实现的。其间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不能忽略，那便是——大规模引进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先是在东印度公司试行此项制度，1870年后，认为可行，便推行至英国本土，全国实行。其他欧洲国家不甘于落后，也纷纷效仿。

1883年，美国国会批准有关引进中国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的提案。这个提案最初是由杰斐逊首次提出来的，但双方争吵不停。1881年，时任总统加菲尔德被刺杀，国会便加紧讨论、加快程序，最终决定紧跟英国之举，实行中国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

期间，他们甚至喊出了一句打动人心的口号：

“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最年轻的国家，采取最古老国家的久经考验的先进制度”。

说到这里，近代西方几百年历史的问题大体上也清楚了。

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

正如前文所言，他们要全面、彻底反超华夏，在占领了话语权的制高点后，矮化对方历史、混淆视听的行为屡屡出现，各种文化入侵防不胜防。不仅社科、人文、生活、历史领域屡屡出现怪象，现在就连儿童读物、小学教材也不能幸免。

2021年，江南布衣童装宣传照轰动一时，充满了暴力、诅咒、阴间等因素，其公然在童装产品设计中涉及“宣扬暴力”、“软色情”等不适合儿童的图案和文字，令人不寒而栗。

看下面这款设计，一个恶魔拿着铁锤，抓着一个孩子的腿疑似在捶打，衣服上有”welcome to hell"（欢迎来到地狱）的字眼。

这件衬衫是家中老人买给自己4岁孩子的。老人不识英文。

给孩子穿的童装，你印这种话？ 

不仅如此，这位妈妈晒的衣服照片，上面还有很多细节令人生疑。

疑似对两个男孩进行西方车轮刑

疑似钉脚或砍腿: 

拿着钉锤的男人说“我只要一条腿”，而下方图注“这就是一条腿”，好像生怕顾客没看懂。

有些童装上印着孩子跌落、断足的图案和疑似暗喻性的图案。

有的写着「THE WHOLE PLACE IS FULL OF INDIANS.I WLL TAKE THIS GUN AND BELOW THEM TO PIECES 」

孩子一边去拿枪，一边说：“这个地方全是印第安人，我要把他们炸成碎片。”

孩子手里拿着枪，却没发现身后埋伏着印第安人

孩子身上插满了箭，嘴里说着：“爸爸妈妈，我被射中了，我快死了！”

孩子虚弱地靠在床上，向人求助：“奶奶，请你帮我拔出这些箭头！”

暴力中还暗含种族歧视、邪教宣传色彩

甚至，连魔鬼撒旦都出现在孩子的衣服上

还有亲子款

这仅仅是一家在海外上市企业的缩影，这是生活领域的，润物细无声。

再来看看大学，清华美院毕业生设计秀：

这两天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画话题冲上热搜，吴勇设计室设计的小学数学插图火遍大江南北：

不知诸位有何感想？从娃娃抓起？

连国旗都能搞错，这是有意，还是无意？？？

令人疑惑的是，这样一家设计工作室似乎没有注册。

吴勇相关履历：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不，西方编造的假故事仍旧充斥在各种儿童读物和教材中。比如，阿基米德王冠故事的蓝本最早出自《同文算指》一书，而不是什么古罗马建筑学家的维特鲁维斯的著作。

1629年，《欧罗巴西镜录》（此书作者不详，清初梅文鼎曾为之订注）中重复了这道鉴定王冠金子成色的题。但该题中，其人不叫阿基米德，而叫“亚尔日白腊”，而王冠问题除了把“罏”（lú，同“垆”）换成“鼎”，其他数据和所用算法与《同文算指》完全一样，而且就连王怀疑匠人盗金和不能伤器的前提条件都一模一样。《欧罗巴西镜录》内容分别来自《同文算指》和《九章算术》等书，最后两部分名为“金法”和“双法”，前者即中国古代的“今有术”及相关算法，在中世纪欧洲被称为“黄金率”或“三率法”，后者即中国古代的“盈不足术”，在西方被称为“双设法”。该书刊否不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清焦循抄本。

美洲原住民中，凡是男性，基本上都死绝了，而同时绝大多数女性却留了下来。因此，整个美洲就变成了白人的天下，鲜少能见到真正的印第安人。他们宣扬的儿童读物中是这样的：

现在曾经用过手段，也同样换到了东方：

无奈吗？

拜金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有时真的很无奈。

但也不能就此沉沦。

当明白了西方过去几百年的所在所为后，笔者痛定思痛，决定效仿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的初衷，决定师夷长技著《昆羽继圣》四部曲（缘起金乌、奇境历劫、千里江山、万世终章）来传承华夏优秀文化。

润物细无声，最起码，也希望能留个火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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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孟晓路《周礼》

[2] 李学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

[3] 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语密码》

[4] 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

[5] 诸玄识《黑格尔抄袭老子制造西方中心论》

[6]《中国基督教差会手册》1896年，第308页。

[7]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

[8]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9] 李提摩太《我们工作的必要与范围》，《同文书会年报•第4年》。转引自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0] 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 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2] 诸玄识：《大英博物馆馆藏的西方史—综合国外研究，现代西方是华夏派生的“子文明”》

[13]《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